舂陵行并序

元結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余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需, 切責在有司。

有司臨郡縣, 刑法競欲施。

供給豈不憂? 征斂又可悲。

州小經亂亡, 遺人實困疲。

大鄉無十家, 大族命單贏。

朝餐是草根, 暮食仍木皮。

出言氣欲絕, 意速行步遲。

追呼尚不忍, 況乃鞭撲之!

郵亭傳急符, 來往跡相追。

更無寬大恩, 但有迫促期。

欲令鬻兒女, 言發恐亂隨。

悉使索其家, 而又無生資。

聽彼道路言, 怨傷誰復知!

“去冬山賊來, 殺奪幾無遺。

所愿見王官, 撫養以惠慈。

奈何重驅逐, 不使存活為!”

安人天子命, 符節我所持。

州縣忽亂亡, 得罪復是誰?

逋緩違詔令, 蒙責固其宜。

前賢重守分, 惡以禍福移。

亦云貴守官, 不愛能適時。

顧惟孱弱者, 正直當不虧。

何人采國風, 吾欲獻此辭。

這首《舂陵行》是元結的代表作之一,曾博得杜甫的激賞。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詩中說:“觀乎《舂陵》作,欻見俊哲情……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指《舂陵行》及《賊退示官吏》)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舂陵行》確實是燦若秋月華星的不朽詩篇。

唐代宗廣德元年(763),詩人任道州刺史;第二年五月,詩人來到任所。道州舊有四萬多戶人家,幾經兵荒馬亂,剩下的還不到原來的十分之一。人民疲困不堪,而官府橫征暴斂卻有增無已。元結目睹民不聊生的慘狀,曾上書為民請命,并在任所為民營舍、給田、免徭役,很有政績。他的《舂陵行》,就反映了當時苦難的現實,表現了他對人民的同情。

全詩分為三部分。前四句是第一部分,寫上情,概括敘述了賦稅繁多,官吏嚴刑催逼的情況。“軍國多所需”是本詩的關鍵,是人民痛苦的根源,詩人痛感于賦稅的繁重,所以開篇提明,單刀直入。這么多的需求,哪兒來呢?自然是命地方官去找老百姓要,于是引出下文。“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頂針句的運用,從形式上造成一種緊迫感,表現上級官府催促之急。而官吏卻一個賽似一個地施用重刑,催逼頻繁而嚴厲,百姓怎么受得了呢?短短數語,渲染了一種陰森恐怖的氣氛。

“供給豈不憂”至“況乃鞭撲之”是第二部分,寫下情,具體描述百姓困苦不堪的處境。

前兩句“憂”與“悲”對舉,通過反詰、感嘆語氣的變化,刻畫了一個封建時代的良吏的矛盾心理:即憂慮軍國的供給,又悲憫征斂下的百姓。詩句充滿對急征暴斂的反感和對人民的深切同情。在這屢經亂亡的年代,百姓負擔重荷,“困疲”已極。詩人只選取了“大鄉”“大族”來反映,他們尚且以草根樹皮為食,小鄉小戶的困苦情況就更不堪設想了。“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只用兩句詩,就活畫出被統治階級苛剝殆盡的百姓的孱弱形象。由此而引起的詩人的同情和感慨,“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撲之”,又為第三部分的描寫埋下了伏線。

前兩部分從大處著筆,勾畫出廣闊的社會背景,下面又從細處落墨,抽出具體的催租場景進行細致的描寫。“郵亭傳急符”以下是第三部分,寫詩人在催征賦稅時的思想活動。

詩人先用“急符”二字交代催征的緊急。接著再加一句“來往跡相追”,一個“追”字,具體形象地展現出急迫的情狀。詩人深受其累,在這首詩的自序中說:“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他對此異常不滿,明確指責這種“迫促”毫無“寬大”之“恩”。

然后集中筆墨揭示詩人的內心世界,把詩人的感情變化寫得非常委婉,非常細膩。一開始,詩人設想了各種催繳租稅的辦法:讓他們賣兒賣女──不行,那樣會逼得他們鋌而走險;抄家以償租賦──也不行,他們還靠什么生活呢?寫到這里,詩人蕩開一筆,借所聽到的“道路言”表現人民的怨聲載道。“重驅逐”的“重”字,既照應前面的“亂亡”“山賊”字樣,也寫出官兇于“賊”的腐敗政治現實,表現出強烈的怨憤情緒。這就促使詩人的思想發生了變化:詩人由設法催促征斂,轉而決心篤行守分愛民的正直之道,甚至不顧抗詔獲罪,毅然作出了違令緩租的決定。希望自己的意見能上達君王,請求最高統治者體察下情,改革現狀。

在這一部分,詩人發了很多議論。這是他激烈思想斗爭的表現,是心聲的自然流露。詩人通過這些議論,具體深刻地展示了自己思想感情的變化過程和根據,波瀾跌宕,感人至深。

這首詩以情勝,詩人“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用樸素古淡的筆墨,傾訴內心深處的真情實感,有一種感人肺腑的力量。詩中心理描寫曲折細膩,淋漓盡致地展現作為封建官吏的詩人,從憂供給到悲征斂,從催逼賦稅到顧恤百姓,最后獻辭上書,決心“守官”“待罪”(見序),委曲深細,“微婉頓挫”(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序》)。這首詩不尚辭藻,不事雕琢,用白描的手法陳列事實,直抒胸臆,而韻致自在方圓之外,正如元好問所說:“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云山韶濩音(《論詩絕句》),具有一種自然美,本色美。

(張燕瑾)

賊退示官吏并序

元結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征斂?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太平, 山林二十年。

泉源在庭戶, 洞壑當門前。

井稅有常期, 日晏猶得眠。

忽然遭世變, 數歲親戎旃。

今來典斯郡, 山夷又紛然。

城小賊不屠, 人貧傷可憐。

是以陷鄰境, 此州獨見全。

使臣將王命, 豈不如賊焉?

今被征斂者, 迫之如火煎。

誰能絕人命, 以作時世賢?

思欲委符節, 引竿自刺船。

將家就魚麥, 歸老江湖邊。

此詩和《舂陵行》都是作者反映社會現實,同情人民疾苦的代表作,而在斥責統治者對苦難人民的橫征暴斂上,此詩詞意更為深沉,感情更為憤激。

詩前的序交待了作詩的原委。癸卯歲,即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十二月,廣西境內的少數民族“西原蠻”發動了反對唐王朝的武裝起義,曾攻占道州(州治在今湖南道縣)達一月余。第二年五月,元結任道州刺史,七月“西原蠻”又攻破了鄰近的永州(州治在今湖南零陵)和邵州(州治在今湖南邵陽),卻沒有再攻道州。詩人認為,這并不是官府“力能制敵”,而是出于“西原蠻”對戰亂中道州人民的“傷憐”,相反,朝廷派到地方上的租庸使卻不能體恤人民,在道州百姓“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舂陵行》)的情況下,仍舊殘酷征斂,有感于此,作者寫下了這首詩。元結把起義的少數民族稱之為“賊”,固然表現了他的偏見,但在詩中,他把“諸使”和“賊”對比起來寫,通過對“賊”的有所肯定,來襯托官吏的殘暴,這對本身也是個“官吏”的作者來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全詩共分四段。第一段由“昔年”句至“日晏”句,先寫“昔”。頭兩句是對“昔”的總的概括,交代他在作官以前長期的隱居生活,正逢“太平”盛世。三、四句寫山林的隱逸之樂,為后文寫官場的黑暗和準備歸老林下作鋪墊。這一段的核心是“井稅有常期”句,所謂“井稅”,原意是按照古代井田制收取的賦稅,這里借指唐代按戶口征取定額賦稅的租庸調法;“有常期”,是說有一定的限度。顯然作者把人民沒有額外負擔看作是年歲太平的主要標志,是“日晏猶得眠”即人民能安居樂業的重要原因,對此進行了熱情歌頌,便為后面揭露“今”時統治者肆意勒索人民設下了伏筆。

第二段從“忽然”句到“此州”句,寫“今”,寫“賊”。前四句先簡單敘述自己從出山到遭遇變亂的經過:安史之亂以來,元結親自參加了征討亂軍的戰斗,后來又任道州刺史,正碰上“西原蠻”發生變亂。由此引出后四句,強調城小沒有被屠,道州獨能促使的原因是:“人貧傷可憐”,也即“賊”對道州人民苦難的同情,這是對“賊”的褒揚。此詩題為“示官吏”,作詩的主要目的是揭露官吏,告戒官吏,所以寫“賊”是為了寫“官”,下文才是全詩的中心。

第三段從“使臣”句至“以作”句,寫“今”,寫“官”。一開始用反問句把“官”和“賊”對照起來寫:“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奉了皇帝之命來催征賦稅的租庸使,難道還不如“賊”嗎?這是抨擊官吏,不顧喪亂地區人民死活依然橫征暴斂的憤激之詞,是元結關心人民疾苦的點睛之筆。而下兩句指陳事實的直接描寫:“今彼征斂者,迫之如火煎”,更活畫出一幅虎狼官吏陷民于水火的真實情景。和前面“井稅”兩句相照應,與“昔”形成鮮明對比,對征斂官吏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接下來的兩句:“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意為怎能斷絕人民的生路,去做一個當時統治者所認為的賢能官吏呢?以反問的語氣作出了斷然否定的回答,揭示了“時世賢”的殘民本質。“絕人命”和“傷可憐”相照應,“時世賢”與“賊”作對比,這里對“時世賢”的諷刺鞭撻之意十分強烈。更為可貴的是詩人在此公開表明自己不愿“絕人命”,也不愿作“時世賢”的決絕態度,并以此作為對其他官吏的一種告戒。

第四段由“思欲”句至“歸老”句,向官吏們坦露自己的心志。作者是個官吏,他是不能違“王命”的,可是作“征斂者”吧,他又不愿“絕人命”,如何對待這一矛盾的處境呢?詩人的回答是:寧愿棄官,歸隱江湖,也絕不去做那種殘民邀功、取媚于上的所謂賢臣。這是對統治者征斂無期的抗議,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觸摸到作者那顆關心民瘼的熾熱之心。

元結在政治上是一位具有仁政愛民理想的清正官吏;在文學上反對“拘限聲病,喜尚形似”(《篋中集序》)的浮艷詩風,主張發揮文學“救時勸俗”(《文編序》)的社會作用。這首詩不論敘事抒情,都指陳事實,直抒胸臆,沒有一點雕琢矯飾的痕跡,而詩中那種憂時愛民的深摯感情,如從胸中自然傾泄,自有一種感人之處,亦自能在質樸之中成其渾厚,顯示出元結詩質樸簡古、平直切正的典型特色。沈德潛說:“次山詩自寫胸次,不欲規模古人,而奇響逸趣,在唐人中另辟門徑。”(《唐詩別裁》)這樣的評論是恰如其分的。

(吳小林)

欸乃曲五首(其二)

元結

湘江二月春水平, 滿月和風宜夜行。

唱橈欲過平陽戍, 守吏相呼問姓名。

本詩作于大歷二年(767)。作者(時任道州刺史)因軍事詣長沙都督府,返回道州(今湖南道縣西)途中,逢春水大發,船行困難,于是作詩五首,“令舟子唱之,蓋以取適道路云。”(詩序)“欸乃”為棹聲。“欸乃曲”猶船歌。

從長沙還道州,本屬逆水,又遇江水上漲,怎么能說“宜夜行”呢?這樣寫,是正因為實際情況不便行舟,才需要努力和樂觀的緣故。詩的前兩句將二月湘江之夜寫得平和美好,“春水平”寫出了江面的開闊,“和風”寫出了春風的和煦,“滿月”寫出月色的明朗。詩句洋溢著樂觀精神,深得民歌之神髓。

三、四句是詩人信手拈來一件行船途遇之事,做入詩中:當槳聲伴著歌聲的節拍,行駛近平陽戍(在衡陽以南)時,突然傳來高聲喝問,打斷了船歌:原來是戍守的官吏在喝問姓名。

如此美好、富于詩意的夜里,半路“殺”出一個“守吏”,還不大殺風景么?本來應該聽到月下驚鳥的啼鳴,遠村的犬吠,那才有詩意呢。前人也一直是這樣寫的,但此詩一反前人老套,另辟新境。“守吏相呼問姓名”,這個平凡的細節散發著濃郁的時代生活氣息。在大歷年間,天下早不是“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那般太平了。元結做道州刺史便是在“州小經亂亡”(《舂陵行》)之后。春江月夜行船,遇到關卡和喝問,破壞了境界的和諧,正反映出那個時代的特征。其次,這一情節也寫出了夜行船途中異樣的感受。靜夜里傳來守吏的喝問,并不會使當時的行人意外和愕然,反倒有一種安全感。當船被發放通行,結束了一程,開始了新的一程,乘客與船夫都會有一種似憂如喜的感受。可見后兩句不但意味豐富,而且新鮮。這才是元結此詩獨到之處。

這樣的詩句是即興式的,似乎得來全不費工夫。但敢于把前所未有的情景入詩,卻非有創新的勇氣不可。和任何創造一樣,詩永遠需要新意。

(周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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