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一代的覺醒

食指的詩《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與趙振開的小說《波動》,不但與“文革中”的公開發表的文學大相徑庭,即使與五六十年代公開發表的作品相比,也具有迥然不同的特點。這標志著年輕一代不但在精神上從“烏托邦神話”中覺醒,而且嘗試以自己獨特的方式來表現自己的感性體驗與理性思考,從而走出政治權力者制造的夢魘,回歸到個體的真實體驗,也因此它們具有一種滌除了政治權力話語之后的真率與清新。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與作者的另一首詩《相信未來》一起在知青中廣為流傳。作為上山下鄉隊伍中的一員,在即將離開故鄉北京的一剎那,作者的心靈突然受到強烈的觸動,這種觸動包括對故鄉、母親、文明的眷戀,也許還包括對不可知的未來的恐懼。“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在“一片手的波浪翻動”與“一聲雄偉的汽笛長鳴中”,詩人突然感到:“北京車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陣劇烈地抖動。我雙眼吃驚地望著窗外,不知發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心驟然一陣疼痛,一定是媽媽綴扣子的針線穿透了心胸。這時,我的心變成了一只風箏,風箏的線繩就在媽媽的手中。”

在當時的官方政治話語里“上山下鄉”被解釋為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改天換地、大有作為的神話,從而掩蓋了當事人的真實感受,食指這樣的詩卻以真率樸素的態度,將個體的真實而獨特的經驗彰顯出來。他具有天生的詩人的敏感氣質,表現在這首詩中就是敏銳地抓住個體的“我”心靈中的幾個幻覺意象,并把它們自然而集中地組合起來,這在1949年以后的大陸文學中是很罕見的。幻覺中“劇烈地抖動”的”北京車站”,作為“我”的心靈的外化,強烈地表現了詩人的感情震動之巨,表現了那種“不知發生了什么事情”的茫然與無助。另一個“幻覺蒙太奇”也很精采,“我的心驟然一陣疼痛,一定是/媽媽綴扣子的針線穿透了心胸。”對“幻覺”的出色表現,在文革中年輕一代的藝術探索中成了一個很重要的手段,表現出他們對政治權力話語的輕蔑與反叛。只是與西方現代主義起源于對“人”的深刻懷疑不同,中國年輕一代的藝術探索從一開始就以對人的肯定作為其目的與出發點,“媽媽綴扣子的針線穿透了心胸”所表現的正是文學中源遠流長的對母愛的眷戀,在這種普通而強烈的人性面前,政治權力者們制造的所有神話都褪去了絢爛的光彩,顯得蒼白無力,而隱藏在其背后的現實的黑暗、悲哀與人性永恒的喟嘆赤裸裸地表露出來。

趙振開的小說《波動》被稱為“從黑暗與血污中升起的星光”,其中也有類似的對幻覺的描寫。在女主人公蕭凌的意識中,母親慘死的場面作為一種“創傷性經歷”不斷地強烈地回復到她的幻覺中:

“皮帶呼嘯著,銅環在空中閃來閃去。突然,媽媽沖出重圍,向陽臺跑去,她敏捷地翻到欄桿外面。'反正一死,誰要過來,我就跳!'一切都靜止了。天那么藍,白云紋絲不動,陽光撫摸著媽媽額角上的傷口。 ' 媽媽--'我大叫一聲。 ' 凌凌--'媽媽的眼睛轉向我,聲音那么平靜。媽媽。我。媽媽。眼睛。血珠。白云。天空…… 娃娃臉似乎清醒過來,他用皮帶捅捅帽檐,向前邁了一步。'跳呀,跳呀!'我撲上去,跪在地上緊緊抱住他的腿,用苦苦哀求的目光望著他。他低下頭猶豫著,嘴唇微微張開,露出亮閃閃的牙齒。他咽了口唾沫用力把我推開。 “媽媽--”白云和天空陡地翻轉過來。

很難設想,如果不是這種蒙太奇式的幻覺描寫,食指詩歌與趙振開小說中的強烈情感如何表現出來。在當時的流行的藝術模式中,個人的愛憎感情必須以階級標準來判斷,“小我”的感情必須服從“大我”的理想,在這種話語模式中,個人的真正的感情必須按階級的標準來過濾與消解,其任何流露如果最終不歸結為對革命理想的襯托都有可能被認為是可疑甚至是反動的。(即使在當時知青的地下文學中,這種話語模式也頗有市場,其典型例子如同樣表現年輕一代中思想沖突的長詩《決裂\前進》。)在這一背景下反觀食指與趙振開的作品,我們不難發現其精神上的覺醒與藝術上的探索的同步性。這種藝術探索以一種“陌生化”的方式對現實進行祛魅除幻,其目的正如俄國形式主義理論家所說的,是“為了恢復對生活的感受,為了感受到事物,為了使石頭成為石頭”, 就此看來食指與趙振開對個人主觀感受的表現,無疑是沖破文革中虛假的權威話語對個人的真實生活經驗的遮蔽的有力手段,在這種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的藝術中,蒙在時代表面的燦爛輝煌的神話面紗才被撕得粉碎,顯示出現實“黑暗與血污”的真相。在此之后,人性的覺醒才有可能隨著個人的覺醒進入人們的腦海與視野之中。

事實上,食指詩歌與趙振開小說中充滿了個人象征與個人意象。上舉的幻覺意象就是比較典型的例子。而《波動》中的個人象征與個人意象還要豐富,“書中那座城市充滿了純粹的錯覺、塤壞的偶像、邪惡、暴力、種種荒謬還有孤獨。”如楊訊出場時的敘述:“車站小廣場飄著一股甜膩膩的霉爛味。……一路上,沒有月亮,沒有燈光,只是在路溝邊草叢那窄窄的葉片上,反射著一點一點不知打那兒來的微光。”這種充滿了個人情緒的意象為全書定下了壓抑的基調,有一種整體的效果。又如蕭凌的意識活動,其中有些意象特別具有尖銳的刺激力:

“我和黑夜面對著面。 空虛、縹緲、漫無目的,這是我加給夜的感覺,還是夜加給我的感覺?真分不清楚,哪兒是我,哪兒是夜,似乎這些都渾然一體了。”“天空變得那樣黯淡,那樣狹小,象一塊被海鳥銜到高處的骯臟的破布。”

類似的例子舉不勝舉。在看慣了當時充斥在公開發表的文學中的那種虛假、枯燥、干癟與程式化的共同象征之后,再看這些個人性的象征與意象,雖然傳達的一種壓抑的情緒,但還是讓人感受到生人的清新氣息。

在個人的主體性回復之后,政治權力話語對現實的權威解釋模式必然發生動搖,代之而起的是獨特的個人在與其血肉相關的生活經驗的基礎上對現實與未來的思考。這些充滿個人性的思考必然會激起更多的尖銳的矛盾與沖突,從而形成一個“多音齊鳴”的世界。就這一點而言,《波動》無疑得風氣之先。小說的采用了復調敘述的方式,主要的敘述者不但有主人公楊訊與蕭凌,還有充滿矛盾的地方領導林東平及其女兒,徹底的虛無主義者、充滿了原始獸性的流浪漢白華等等。這些敘述者的不同視角展現出那個特定年代的現實的方方面面,以及不同經歷與地位的人們沖突而矛盾的內心世界,從而展示了一幅多角度、多側面的時代圖景。以相戀的主人公楊訊與蕭凌而言,同是時代的反叛者,他們的內心世界卻有很大的差異與沖突。對這一點的表現是小說最成功的地方,因為這兩個主人公代表了覺醒中的知青一代中的兩種典型心態,他們的個性互相沖突而又互相襯托。蕭凌幾乎經受了人世間最為慘烈的苦難,父母慘死以及被前男友拋棄的創傷性經驗使她變得孤僻而封閉,趨于極端的懷疑主義,她不相信什么“終極的意義”,認為那只不過是“一種廉價的良心達到一種廉價的平衡的手段”. 她眼中看到的是現實的黑暗與血污,正如她所說:“這代人的夢太苦了,也太久了,總是醒不了,即使醒了,你會發現準有另一場惡夢在等著你。”與此相反,楊訊卻愿意設想“一個比較好的結局”,插隊時因農村大旱他領頭反對交公糧并因之被逮捕的經歷,也沒有使他擺脫自己的理想主義。然而相對來說,由于其高干家庭出身,他沒有更直接地面對現實的血淋淋的殘酷,他的理想主義未免顯得有些淺薄,正如蕭凌一針見血地指出的:“……你們總是相信結局……,因為在每個路口都站著這樣或那樣的保護人,”“你們畢竟不用付出一切,用不著挨餓受凍,用不著遭受歧視與侮辱,用不著為了幾句話把命送掉……”,由于這種淺薄,他得知蕭凌有私生女時,不能體會她的難以言說的痛楚而殘酷地與她分手。但在另一方面,這兩個人物能走到一起,就有其共同之處,這就是對人性的執著。他們雖然各趨一端,但又互相補充。即使極端絕望的蕭凌也企圖在充滿了“粗暴”、“狂野”與“殘忍”的環境中保住人性中的一點“優雅”與“詩意”,而永遠不可能與殘酷粗暴的現實協調。這一點“優雅”與“詩意”,就是在時代的黑暗中一點人性的“星光”。

“星光”這一意象,在小說中多次出現,正如楊健所指出的“星光是這個黑夜中唯一的光明,在沒有溫暖陽光的時候,這冷冷的光明就顯得極其寶貴。這星光就是深藏在蕭凌等人心底的未曾泯滅的人的良知。這星光是對要不變為獸或畜生,而保留的一點對人性的執著。”可以說,這一點對人性的執著,是年輕一代精神上覺醒的契機與藝術探索的動力,它也為文革后中國文學的復蘇作了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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