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的初期,說理是主調之一。新詩的開創人胡適之先生就提倡以詩說理,《嘗試集》里說理詩似乎不少。俞平伯先生也愛在詩里說理;胡先生評他的詩,說他想兼差作哲學家。郭沫若先生歌頌大愛,歌頌“動的精神”,也帶哲學的意味;不過他的強烈的情感能夠將理融化在他的筆下,是他的獨到處。那時似乎只有康白情先生是個比較純粹的抒情詩人。一般青年以詩說理的也不少,大概不出胡先生和郭先生的型式。

那時是個解放的時代。解放從思想起頭,人人對于一切傳統都有意見,都愛議論,作文如此,作詩也如此。他們關心人生,大自然,以及被損害的人。關心人生,便闡發自我的價值;關心大自然,便闡發泛神論;關心被損害的人,便闡發人道主義。泛神論似乎只見于詩;別的兩項,詩文是一致的。但是文的表現是抽象的,詩的表現似乎應該和文不一樣。胡先生指出詩應該是具體的。他在《談新詩》里舉了些例子,說只是抽象的議論,是文不是詩。當時在詩里發議論的確是不少,差不多成了風氣。胡先生所提倡的“具體的寫法”固然指出一條好路。可是他的詩里所用具體的譬喻似乎太明白,譬喻和理分成兩橛,不能打成一片;因此,缺乏暗示的力量,看起來好像是為了那理硬找一套譬喻配上去似的。別的作者也多不免如此。

民國十四年以來,詩才專向抒情方面發展。那里面“理想的愛情”的主題,在中國詩實在是新的創造;可是對于一般讀者不免生疏些。一般讀者容易了解經驗的愛情;理想的愛情要沉思,不耐沉思的人不免隔一層。后來詩又在感覺方面發展,以敏銳的感覺為抒情的骨子,一般讀者只在常識里兜圈子,更不免有隔霧看花之憾。抗戰以后的詩又回到議論和具體的譬喻,也不是沒有理由的。當然,這時代詩里的議論比較精切,譬喻也比較渾融,比較二十年前進步了;不過趨勢還是大體相同的。

另一方面,也有從敏銳的感覺出發,在日常的境界里體味出精微的哲理的詩人。在日常的境界里體味哲理,比從大自然體味哲理更進一步。因為日常的境界太為人們所熟悉了,也太瑣屑了,它們的意義容易被忽略過去;只有具有敏銳的手眼的詩人才能把捉得住這些。這種體味和大自然的體味并無優劣之分,但確乎是進了一步。我心里想著的是馮至先生的《十四行集》。這是馮先生去年一年中的詩,全用十四行體,就是商籟體寫成。十四行是外國詩體,從前總覺得這詩體太嚴密,恐怕不適于中國言語。但近年讀了些十四行,覺得似乎已經漸漸圓熟;這詩體還是值得嘗試的。馮先生的集子里,生硬的詩行便很少;但更引起我注意的還是他詩里耐人沉思的理,和情景融成一片的理。

這里舉兩首作例。

我們常常度過一個親密的夜

在一間生疏的房里,它白晝時

是什么模樣,我們都無從認識,

更不必說它的過去未來。原野

一望無邊地在我們窗外展開,

我們只依稀地記得在黃昏時

來的道路,便算是對它的認識,

明天走后,我們也不再回來。

閉上眼罷!讓那些親密的夜

和生疏的地方織在我們心里:

我們的生命像那窗外的原野,

我們在朦朧的原野上認出來

一棵樹,一閃湖光;它一望無際

藏著忘卻的過去,隱約的將來。(一八)

旅店的一夜是平常的境界。可是親密的,生疏的,“織在我們心里”。房間有它的過去未來,我們不知道。“來的道路”是過去,只記得一點兒;“明天走”是未來,又能知道多少?我們的生命像那“一望無邊的”“朦朧的”原野,“忘卻的過去”,“隱約的將來”,誰能“認識”得清楚呢?——但人生的值得玩味,也就在這里。

我們聽著狂風里的暴雨

我們在燈光下這樣孤單,

我們在這小小的茅屋里

就是和我們用具的中間

也生了千里萬里的距離:

銅爐在向往深山的礦苗,

瓷壺在向往江邊的陶泥,

它們都像風雨中的飛鳥

各自東西。我們緊緊抱住,

好像自身也都不能自主。

狂風把一切都吹入高空

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

只剩下這點微弱的燈紅

在證實我們生命的暫住。(二一)

茅屋里風雨的晚上也只是平常的境界。可是自然的狂暴映襯出人們的孤單和微弱;極平常的用具銅爐和瓷壺,也都“向往”它們的老家,“像風雨中的飛鳥,各自東西”。這樣“孤單”,卻是由敏銳的感覺體味出來的,得從沉思里去領略——不然,恐怕只會覺得怪誕罷。聞一多先生說我們的新詩好像盡是些青年,也得有一些中年才好。馮先生這一集大概可以算是中年了。

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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