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六月份的《大西洋月刊》載有現代詩人麥克里希(ArchibaldMacleish)《詩與公眾世界》一文。這篇文曾經我譯出,登在香港《大公報》的文藝副刊里。文中說:

如果我們作為社會分子的生活——那就是我們的公眾生活,那就是我們的政治生活——已經變成了一種生活,可以引起我們私人的厭惡,可以引起我們私人的畏懼,也可以引起我們私有的希望;那么,我們就沒有法子,只得說,對于這種生活的我們的經驗,是有強烈的、私人的情感的經驗了。如果對于這種生活的我們的經驗,是有強烈的、私人的情感的經驗,那么,這些經驗便是詩所能使人認識的經驗了——也許只有詩才能使人認識它們呢。

又說:

要用歸依和憑依的態度將我們這樣的經驗寫出來,使人認識,必須那種負責任的,擔危險的語言,那種表示接受和信仰的語言。

而他論到滂德(Ezra Pound)說:

他夜間做夢,總夢見些削去修飾的詞兒,那修飾是使它們陳舊的;總夢見些光面兒沒油漆的詞兒,那油漆曾將它們涂在金黃色的柚木上;總夢見些反削在白松木上、帶著白松香氣的詞兒。

他所謂“我們自己時代的真詩”,所用的經驗是怎樣,所用的語言是怎樣,這兒都具體的說了。他還說,在英美青年詩人的作品里,已經可以看出,那真詩的時代是近了。

近來得見一本英國現代詩選,題為《再別怕了》(Fear No More)。似乎可以印證麥克里希的話。這本詩選分題作《為現時代選的生存的英國詩人的詩集》,一九四○年劍橋大學出版部印行的。各位選者和各篇詩的作者都不署名。《給讀者》里這樣說:

……但可以看到[這么辦]于本書有好處。雖然一切詩人都力求達到完美的地步,但沒有詩人達到那地步。不署名見出詩的公共的財富;并且使人較易秉公讀一切好詩。

集中許多詩曾在別處發表,都是有署名的。全書卻也有一個署名,那是當代英國桂冠詩人約翰·買司斐爾德(John Masefield)的題辭,這本書是獻給他的。題辭道:

在危險的時期,群眾的心有權力。只有個人的心能創造有價值的東西,這時候卻不看重了。人靠著群眾的心抵抗敵人;靠著個人的心征服“死亡”。作這本有意思的書的人們知道這一層,他們告訴我們,“再別怕了。”

集中的詩差不多都是一九四○年前五年內寫的。選錄有兩個條件:一是夠好的,一是夠近的。為了夠好,先請各位詩人選送自己的詩,各位選者再加精擇;末了兒將全稿讓幾位送稿的詩人看,請他們再刪一次。至于“夠近的”這條件,是全書的目的和特性所在,《給讀者》里有詳盡的說明:

“過去五年時運壓人,是些黑暗而煩惱的年頭;可是比私人的或個人的幸福更遠大的幸福卻在造就中。凡沉思[的人]是不能不顧到這些煩惱的。人不再是上帝的玩意了:眼見他的運命歸他自己管了——一種新責任,新體驗到危險。”這本書的名字取自買司斐爾德的題辭;原擬的名字是“人正視自己”(Man Facing Mimself)。“這句話寫出戰爭,也寫出了詩。……雖然時勢緊急,使我們去做大規模的,拼性命的動作,可是我們中沒有一個因此就免掉沉想的義務。這戰爭我們得‘想’到底;這一回戰爭對于思想家相關[之切],是別的戰爭所從不曾有過的。……著述人,政治家,記者,宣教師,廣播員,都贊同這個意見……詩的重要不在特殊的結論而在鼓勵沉思。……人要詩,如饑者之于食,不為避開環境,是為抓住環境。因為詩是生活的路子的一個例子。人要的是例子;不是詩人寫下的聰明話,是他們沉思的路子;更不是別的舊詩選本,是切于現時代的事例和實證——這事例和實證表顯人類用測量并維持那些精神標準的權力。本書原不代表一切寫著詩的英國詩人;可是只要詩人同是活著的人,本書也可以代表他們,并可以代表人類。因為時代的詩是人類的聲音。這種詩沒有勸告,沒有標語;只有自覺的路子。詩人在寫作的時候,他們是自己的一貼解藥,可以解掉群眾心理[的影響];他們將孤注押在自己這個人身上,這個自覺的人身上,這個正視自己的人身上。這樣做時,他們就表顯怎樣為人類作戰。”——這一番話和麥克里希的話是可以互相映發的。

現在選擇本集的詩二首,作為例證。

冬鴛鴦菊

簇著,小小的仿佛一口氣,

不是顆花兒,倒是一群人;

好像在用心頭較熱的力,

造他們心頭自己的氣溫。

他們活著:不怨載他們的

地土,也不怨他們的出世。

他們跟大地最是親近的,

他們懂得大地怎么回事;

這兒冬天用枯枝的指頭

將我們拘入我們的門檻,

他們卻承受一年最冷流

建筑他們的家園在中間。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

吃著蘋果,摘下來從英國樹,

腳底下是秋季,我們在戰爭。

戰氛的星球上許害了瘋癥,

眼睛里能見到一切的憑據——

黃蜂猛攫著梅子,像我們一流,

但他們聰明些,有分際——四方

都到成熟期,除我們一幫

無季節,無理性,有死而不自由。

話有何用。我們本然的地位

是本然的自我。人能依賴的

希望還是人,雖然人類遭了劫。

希望會將恨來劃破了大地

和人的臉;但若盡力于無害的,

我們,這最后的亞當,未必最劣。

麥克里希文中論到愛略特(T. S. Eliot)曾說道,“冷諷是勇敢而可以不負責任的語言,否定是聰明而可以不擔危險的態度。”冷諷和否定是稱為“近代”或“當代”的詩的一個特色。可是到這兩首詩就不同了。前一首沒有冷諷和否定,不避開環境而能夠抓住環境,正是“負責任的,擔危險的語言”。那鴛鴦菊耐寒不怨,還能夠“用心頭較熱的力,造他們心頭自己的氣溫”,正是我們“生活的路子的一個例子”。后一首第一節雖由冷諷和否定組織而成,第二節卻是“表示接受和信仰的語言”——跟前節對照,更見出經驗的強烈來。這正是“正視著自己”,正是“自覺的路子”。“話有何用”;重要的是力行。“但若盡力于無害的,我們,這最后的亞當,未必最劣。”“無害的”對戰爭的有害而言;這確見出遠大的幸福在造就中。蘋果是秋季的符號,也是亞當的符號;亞當吃了蘋果,才開始了苦難。“我們這最后的亞當”也是自作自受,苦難重重。可是我們接受苦難,信仰自己,負起責任,擔起危險,未必不能征服死亡,勝過前輩的亞當。這兩首詩的作者雖然“將孤注押在自己這個人身上”。可是“自己這個人”是“作為社會分子”而生活著;所以詩中用的是“他們”“我們”兩個復數詞。作為社會分子而生活就是“公眾生活”,就是“政治生活”;對于這種生活的經驗,就是“怎樣為人類作戰”。這種詩似乎可以當得麥克里希所謂“能做現在所必需做的新的建設工作的詩”。這兩首詩里用的都是些“削去修飾的詞兒”。譯文里也可見出。這跟一般稱為“近代”或“當代”的詩是不同的。近來還看到一本英詩選,題為《明日詩人》(Poets of Tomorrow)(第三集),去年出版。從這本書知道近年的詩人已經不愛“晦澀”,不迷戀文字和技巧,而要求無修飾的平淡的實在感,要求明確的直截的詩。還有人以為詩不是專門的藝術而是家庭的藝術;以為該使平常人不怕詩,并且覺著自己是個潛在的詩人(分見各詩人小傳)。那么,這兩首的平淡也是近年一般的傾向了。

我國詩人現在是和這些英國詩人在同一戰爭中,而且在同一戰線上,我國抗戰以來的詩,似乎側重“群眾的心”而忽略了“個人的心”,不免有過分散文化的地方。《再別怕了》這本詩選也許是一面很好的借鏡。

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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